魏碑实乃汉文化与鲜卑文化融合的结晶

张玄墓志(部分) 北魏
张玄墓志(部分)  北魏

中国书法衍繁到北魏,墨云蒸腾,奇峰叠翠,炫出一道魏碑奇观。魏碑亦称魏楷,其承汉隶,启唐楷,与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彼此竞相开放,浓芳袭人。

魏碑实乃汉文化与鲜卑文化融合的结晶,也可谓游牧边塞文化撞击中原华夏本位文化的产物。

楷书萌发于魏晋之际,钟繇的《宣示表》等作品已趋成熟之态。晋末,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北朝书风便与南朝河分两岸,大相径庭。清朝刘熙载论曰:“南书温雅,北书雄健”。

魏碑由隶入楷,化隶成楷,成为楷书另一源脉:其一,魏碑多为民间工匠书家之作,清新刚健,鲜然勃发,生活气息春云葱茏,与南朝士大夫“风流蕴藉”书风迥然相异。其二,北魏民间书法家们,一面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汲取营养,一面按照生活的样子雕刻摹写,用笔率性率真,自由奔放,架构因势赋形,变异曼妙,不像唐楷法度拘泥,结体规范划一,笔画间距离关系过于“精确”。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曰:“北魏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其三,以刻为写,刀锋凌厉,笔力遒劲,金石气宇,浑朴厚重。《金石萃编》一书说:“按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欧阳询、褚遂良、李北海、苏东坡、米元章、黄山谷乃至赵孟頫、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皆从魏碑中汲取精华,丰其羽翎。清中叶碑学兴起,何子贞、赵之谦、郑板桥、李瑞清,近代于右任诸家纷纷从魏碑脱颖而出,开宗立派。“平整宜从唐入手,风云可向魏晋寻。临摹须走蚯蚓道,博览犹似蜜蜂身”。赵之谦《章安杂说》:“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启功诗曰:“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犹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于右任融行书与隶之笔意于北魏楷书,遂自创一格,独步书林:“朝临石门铭,暮写十二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徐悲鸿有名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疏朗而凝密,柔软却刚劲,氤氲着浓厚的北碑遗韵。

魏碑体多用方笔,如斧如凿,棱角刚健,无丝毫圆滑世故之风之气;如剑如戟,铿锵作鸣;笔画不拘不泥,长短有致,一如宋词元曲;参差中有章法,错落中见严谨;笔力遒劲挺拔,气势雄健豪放。

作为一种新型字体,魏碑融进拓跋鲜卑人的个性追求,奔卷着一股北魏新型王朝的皇风帝气。“刊石勒铭”,寄志抒情,是拓跋氏的一个传统情结。北魏历代帝王每每赢取战功,总是以石为纸,刊于其上,如拓跋珪“袭五原,屠之。收其积谷……于塞北树碑记功”;拓跋焘“勒石漠南,以记功德”;拓跋濬“登碣石山,观沧海……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行于海滨”。

“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康有为“抚摸”着《晖福寺碑》,激动不已地赞其“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后于《广艺舟双楫》列数魏碑十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远,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

北碑之林,惟《晖福寺碑》与《张猛龙碑》最为秀卓。《晖福寺碑》刻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篆额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现藏西安碑林。此碑系魏碑早期代表作,方峻端整,锋芒犀利;碑阴所刻少数民族姓氏,稀粹为民族史研究重要资料。《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现存曲阜孔庙,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碑体乃魏碑后期佳构,其笔触法势清新自然,流宕天真,从心所欲,却不逾矩。两碑前呼后应,交相映照,以北碑乃至中国书法里程碑意义,为人们所珍爱与仰敬。

平城作为魏碑发祥之地,精品灿烁,俯仰可拾。分别出土于大同市城南智家堡北沙场的北魏明元帝永兴元年(409年)“王礼斑妻舆”墓砖、大同城东沙岭村壁画墓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的破多罗太夫人题记,见证着魏碑的初创。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年)《皇帝东巡之碑》,魏碑书体已成定势,至《司马金龙墓铭》《永固陵碑石残片》,日臻成熟。尤是文成帝《南巡碑》,惊世骇俗,闪电穿云。其笔力苍健,气势雄浑,令人叹为魏碑观止。

道武帝开国立政,太武帝统一北方,两帝皆以“武”标称,谓武力征服时代;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三帝皆以“文”扬名,属文治时期。文成帝感谢拓跋珪和拓跋焘,他们以热血与冰剑,为他的国朝日月抹上和平无战事的亮色,“四方无事,国富民康”,使之有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开凿云冈石窟,也让他在太阳底下,车辚辚,马萧萧,大规模实施南巡。

谈及魏碑,无论如何不可忽略“嘎仙洞”洞壁上刻写的太武帝“祝文”。“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前来平城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臣,向太武帝献上一份特殊“礼物”——在大鲜卑山发现拓跋氏祖庙“嘎仙洞”的佳音。

太武帝遂选派一支由500多人组成的朝圣队伍,浩浩荡荡,自平城出发,从春天走到秋天,行程四千余里抵达大鲜卑山,虔诚拜祭了祖先圣庙,并将其嘱托的一篇祭祀文诰雕刻在嘎仙洞洞壁。这篇后来收录在《魏书》里的“祝文”,成为嘎仙洞即是鲜卑人祖宗石室的确凿依据,也是一幅精粹秀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魏碑书法珍品。

“云为山态度,水借月精神”。佛教推波魏碑书法,魏碑助澜佛教艺术。寺庙是弘扬佛法的重要场所,书法是寺庙文化的诗意符号。云冈石窟第11窟内的“太和七年题志”,作为魏碑早期稀缺之作,当属上乘之品。其谋篇布局,厚重浑朴,洋洋大气;用笔劲挺沉静,酣畅雅美;骨力苍古,隶韵飞动;刚柔圆曲,妙味十足。正所谓“咫尺有万里之势”,实乃“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之典范。在万佛堂石窟《元景造像碑题记》前,梁启超“眼睛一亮”地称赞说:“天骨开张,光芒闪溢”。

经书在敦煌文物中熠熠闪光,这些经书里已发现有21件属北魏写经真迹:《龙门二十品》之第一珍品《始平公造像记》,乃公元489年北魏平城时期所刻。

书画同源,写到极处便是画,画到极处即为字。北魏书法独领风骚,其壁画亦堪称一绝。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葬壁画屏风漆画,烈女、将相、高士、逸人……众生百相,世态万象。《中国美术全集》解读:“其绘画风格颇近于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人物悟对通神,色彩富丽,略有渲染,线条勾勒工整,属铁线描。”大同沙岭北魏墓中壁画,一笔一画,一线一描,透出浓烈的草原生活气息,被列为200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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