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至成化青花瑞狮戏球图墩式碗172.5万成交
2020年8月17日晚间，北京诚轩拍卖2020春季拍卖会，瓷器工艺品专场正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明正统至成化 青花瑞狮戏球图墩式碗以172.5万成交。
明正统至成化 青花瑞狮戏球图墩式碗172.5万成交
明正统至成化 青花瑞狮戏球图墩式碗
估价（人民币）：1，500，000-2，000，000
尺寸：13.1cm。 Diam。
参阅
《明代成化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上册，故宫出版社，2016年，页66、67，图15；页100、101，图30；页102、103，图31；页158、159，图59；页196、197，图77《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瓷器对比》，故宫出版社，2019年，页58，图22；页182、183，图115
简介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瓷器因不署年款，面貌模糊难辨，在陶瓷史上被称为空白期。2018至2019年间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相继举办展览，披露近年景德镇在珠山遗址关于这一时期的考古挖掘成果，将诸多历来被归类为宣德、成化、弘治甚或永乐、正德等时期的无款器，重新确定属于正统至天顺三朝的御窑制品。从造型、纹饰、画工、胎釉特征来看，此类瓷器上承宣德遗韵，下启成化新风，为明代早中期无款瓷器的鉴定提供了新标准和线索。青花瑞狮戏球图为明代官窑流行的纹饰，自宣德始历久不衰，拍品墩式碗、外壁绘四狮戏绣球图，此一品种未见任何公私收藏著录，极为稀有。经过详细比对新的出土资料，发现拍品与正统至成化时期官窑制品有诸多相符特征：墩式碗之造型、尺寸，与景德镇正统至天顺地层出土的青花海水翼龙纹碗和成化青花天马纹墩式碗相近（参见附图二）；结带绣球所绘六边形锦纹和密集小点，分别见于正统至天顺青花双狮戏球图盘（参见附图三）和成化青花双狮戏绣球纹盘（参见附图四）。此外，拍品口沿下弦纹偶现疏散的青花点，是鉴定成化青花的不二法门；圈足外的双弦纹与足线等距，为正统至成化青花瓷器典型特征；釉色微泛青灰，润如凝脂，亦具有清晰的时代风貌。拍品外壁绘四狮戏绣球，两只腾跃向上，两只侧身追逐，纹饰以青花勾边再加渲染，描绘清晰精致，生动鲜活，对于陶瓷史的拾遗补阙，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品相保存良好。承上启下 斐然成章正统至天顺御窑的探索、发展及影响明代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同时期烧造的官窑瓷器都有独特的成就，尤其永乐、宣德和成化时期历来极受推崇，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巅峰。然而介于其间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烧造面貌难辨，文献与实物资料不足，以致陶瓷学界将此二十九年称为空白期。继1988年景德镇珠山遗址发现少量正统官窑遗存之后，2014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又系统发掘了介于宣德与成化之间的地层，揭示出数量空前的御窑瓷器标本，品种丰富，工艺精良，填补了传统认知的空白，引发学界震撼。在此之前，由于文献记载匮乏，传世器中亦不见署有正统、景泰、天顺正规年款者，导致一直以来的共识都认为此时期的御窑瓷器数量稀少。新的考古资料显示，正统至天顺三朝御窑有青花云龙纹大缸、各式绣墩、花盆等传世少见的厚重大器，亦有不少原被认为是属于宣德、成化，乃至永乐、弘治、正德时期的无款品种，如青花婴戏纹碗、青花矾红海水瑞兽纹碗、斗彩鸳鸯荷塘纹碗等，得以回归至正确的年代，彰显此一时期与前后朝明显的衔接过渡关系，从而使得所谓的空白期有无御窑瓷器、烧造情况如何之类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学者结合两岸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所藏传世器，通过类型学比较研究，将出土遗物分为前后两期，前者接近宣德特征，后者则与成化相似。从器形、纹饰来看，有相当数量的品种直接承袭自宣德御窑，并向成化时期过渡。如正统至天顺地层出土的青花凤穿花纹金钟碗，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德款青花穿花凤凰纹仰钟式碗器形和外壁纹饰相同，尺寸亦相差不大，仅碗心纹饰有别，至成化时期则易为相同纹饰的大尺寸撇口碗。另有御窑遗址正统至天顺地层、成化地层分别出土的各一件青花双狮戏球图盘，尺寸、纹饰布局完全相同，除后者底署“大明成化年制”款外，二者差异甚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德款青花双狮戏球纹盘，虽尺寸较小且内壁留白，但显为此一品种之来源。如此种种，可为正统至天顺御窑与前后朝传承之证。在继承前朝遗绪的同时，此时期御窑也力求突破，釉上彩与青花相结合的制瓷工艺得到极大推进。前述青花双狮戏球图盘，同一纹样另有釉上红彩、釉上绿彩制品，此种以不同釉彩描绘相同纹饰的尝试，极富创新精神。斗彩莲池鸳鸯纹碗、盘类，以青花勾描轮廓，再填饰釉上彩，取代宣德时期采青花和暗刻相结合的装饰工艺，使青花与釉上彩的对比更加明显，图案更具表现力，除不署款外，构图、青花发色、釉彩的运用等方面，已非常接近成化斗彩制品。据此可知，代表成化最高艺术成就的斗彩工艺，并非一蹴而就，早在此前便已得到系统发展，走向成熟。新的证据表明，正统、景泰、天顺两帝三朝期间，御窑瓷器烧造不仅从未停滞，反而持续探索多元发展，充满活力，为后朝御窑的大放异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绝非一段空白。